关垭子

关垭子

安 黎

1

一道厚厚长长的石墙，随山势的起伏而起伏，逶迤向遥远的天际。

经历两千多年的风剥雨蚀，这道巍然森然的长墙，已化为了残垣断壁，被恣肆的荒草所淹没。长墙阻挡过呼啸而至的千军万马，但如今，却抵挡不了农夫脚掌的随意踩踏。耕种者，砍柴者，采药者，不论老少，不论男女，都能从它匍匐于地的消瘦脊梁上轻易跨过。

时间埋葬了多少物事，却没能将一段成型于战国时期的长墙，彻底吞咽。

应验了《三国演义》开端的那句话，中国的历史很难逃出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的宿命轮回。就像一块布单那样，时而被人用剪刀裁开，时而被人用针线缝合，如此反复，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布单，其实早已成了拼凑物。不过，借用民间的话语，亲兄弟即使“打断骨头也连着筋”，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中华版图始终未能分崩离析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坐落于陕西南端的平利县长安镇的一道长墙，一道关口，见证了一段遥遥远去的历史。这段历史，现在解读它，依然能隐隐闻到其浓郁的血腥味。当地处渭河疆域的秦国，在野心的驱使下，精兵习武，日益强壮之时，沉湎于作词吟赋的楚国，却在米酒的作用下，呈现出了神思恍惚之态。武夫与书生的较量，砖石与笔杆子的磕碰，暂时获胜的，无疑皆是前者。但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比砖石更为坚硬的大有其物，比如榔头与铁锤。强大的秦国尽管觊觎着比自己体格瘦小的楚国，却难以做到高枕无忧。秦国贪得无厌，虎视眈眈，然而目光却不能专注于前方，对身后之患不管不顾。秦国欲吞并六国，须心无旁骛，不能腹背同时受敌。于是在出征六国之前，秦国急需解决的心头之患，就是阻止塞外游牧兵马的滋扰。游牧部落本是马背上的民族，他们凭借着凛冽铁蹄与莽夫之勇，屡屡越过边界冒犯秦国，令秦国朝野深深为之皱眉。秦国的箭矢，无法抗衡从北方呼啸而来的明晃晃的马刀，于是便想出了一个笨招，那就是构筑一道长墙，将自己和游牧部落予以隔绝。于是，在华夏的大地上，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道墙。这道墙，经历朝历代的反复夯土加砖，不但无比绵长，而且异常坚固。长墙的名字叫长城，但实际上，长城名不副实，因为它惟有墙，没有城。

铺垫长城根基的，是层叠的尸骨；凝结长城砖缝的，是无数的泪滴。多少个孟姜女滴血的哭声，在岁月的荒野里飘荡；多少个肝肠寸断的寡妇，死在了寻夫的路途。一项被后人视为杰作的浩大工程，掩盖了多少幕人间悲戏。

门的功能是畅通，墙的功能是阻隔。幻想着用墙来阻隔强敌的侵袭，哪怕在冷兵器时代，也只是缓兵之计。秦国开创了造墙的历史，在当时没有当作笑柄，却被视为安邦之良策，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。当秦国的苦役们在长鞭的脆响中扛着石头汗流浃背时，楚国的劳工也被驱赶向秦楚的边境地带，垫土打夯，背砖扛石，开始了一道千里之墙的修筑。秦国视楚国为盘中餐，楚国视秦国为中山狼。秦国修长城是为了防范游牧匈奴，而楚国筑长城是为了抵挡秦国。弱肉强食的生物链条，在国与国的政治角逐中，跃然毕现。

楚国是书香之地，早在春秋时期，楚文化的轮廓已经显现。楚文化孕育了诗界巨子屈原，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生长环境和表达环境。悲观主义的诗人，哀叹不息，对时政冷嘲热讽，却依然能获得楚王的青睐与民众的爱戴。楚国亡国之际，屈原投江自尽，用生命的背影给世间留下了最后一曲绝唱。这等以命殉国的壮烈，非心血来潮，也非出于诗人多愁善感的天性，而是因爱而滋生的深刻绝望。诗人发自肺腑地热爱着楚国，热爱着楚王，热爱着楚文化，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都因秦国的蛮横统统化为乌有时，心灵深处的痛楚，可想而知。按照现在的标准，完全可以给屈原戴一顶反对国家统一的帽子。但奇特之处在于，千百年来，人们总是把屈原当作爱国的典范来讴歌和敬奉。屈原的确爱国，但他爱的只是时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楚国，对行将就木的周王朝，未必那么忠心耿耿。秦朝崛起于周礼的诞生地，却弃仁义而择武力，企图靠淫威来号令天下。相比之下，楚国受周礼的熏陶更为彻底，楚文化其实就是从周文化之树上长出的一根枝条，这跟枝条，其浓浓之荫，给树下的乘凉者，营造出了一片适宜于呼吸的小环境。小环境哺育出了大诗人，大诗人羔羊跪母，他对这片小环境的情感，血浓于水。屈原独爱楚国，是因为楚国允许他发牢骚，允许他畅所欲言。楚国不禁言，不封口，这大概是屈原对楚国情有独钟的原因。屈原投河，是对暴政的抗议。他用自己的特有的方式，注解着西方思想家的话语：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。

2

如果说长城是中国曾经的国界线，那么楚长城则是秦楚两地的分界线。

曾经的中国，像一张完整的纸张那样，很辽阔，亦很脆弱，经不起一阵狂风卷过。只要有一个野心家揭竿而起，就会有无数个野心家遥相呼应。野心唤醒野心，蛮横激活蛮横，在拼杀之中，那张纸便被刀戟划破戳烂，不复完整。一个暮气沉沉的朝廷倒塌，无数个朝廷犹如春笋，破土而出。恍惚间，遍地皆国家，遍地皆国王。诸多莽夫流寇占山为王，自我加冕，各自为政，相互为敌，你争我夺，都以消灭对方为己任，从而使自己从一介布衣，扶正为独一无二的真命天子。在混战中，除了武力的角逐，还有计谋的较量。计谋的身上，常常披着一件智慧的外衣，但它全然不等于智慧。计谋中确实包含着智慧，但其立足点与出发点，就决定了它是对智慧的背叛。智慧的目的，在于成全，在于构筑，而计谋的侧重点在于损毁，在于拆台。在相当程度上，计谋是伎俩的孪生姐妹，它具有损人利己的特质。智慧是亮光，计谋是阴影。计谋是躲在角落里的磨牙与掐算，它以出其不意的招数，陷他人于困境，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出现了许多所谓的谋士。有些谋士，比如蔡泽、苏秦、张仪等人，因搅动三寸不烂之舌有功，竟然躺进了历史的典籍。谋士又被称为说客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一群靠磨嘴皮子为生的人。谋士们不是大臣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非体制内人士，而是沦落于草莽之中的落魄的读书人。不在其位，却谋其政，他们的角色异常尴尬。有需求，才有供给。在非常时期，君主们的人才意识常常比任何时候都强烈。他们视谋士一职，不可或缺，于是不惜花费巨资，招募天下贤能之人，并把这些吊着书袋且夸夸其谈的闲人供养起来。闲人不闲，闲的是手脚，不闲的是大脑与嘴巴。在那个年代，君主们能意识到务虚的重要性，实属不易。在实用主义流行的当下，回眸并遥望那时的君主，令人无不感慨连连。有了君主的召唤，那些百无一用的书生，突然就吃香起来。那些满腹经纶者东奔西走，那些腹内空空者同样也耐不住寂寞，于是乎，历史的舞台上，演绎出了精彩纷呈的戏剧，各色人等，各种生旦净末丑，都轮番登台亮相，并使出浑身解数，推销自己，也推销自己的治国方略。谋士们并不忠诚，尽管他们高叫着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但要寻找到知己，不比寻找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容易。他们今天投靠这个主子，明天投靠那个主子，今天要辅助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明天谋划着要消灭的那个人。谁给饭吃，就效力于谁。一旦银两装进口袋，唇齿间便像抹了润滑油，滔滔不绝，唾沫星四溅，既为主子出谋划策，又冒着生命危险并来来回回地挑拨离间。谋士们所出的点子，有一些确实是治病的良药，然而，即使是良药，却未必真能治病，因为处方权并不握在谋士们的手里。主子采纳了配方，良药才能起效。更多的点子，如果仔细甄别，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一些旁门左道，甚至就是藏有祸心阴招的鬼点子。説一千道一万，谋士们喋喋不休的，与道德无关，与正义无涉，大多含有“不论白猫黑猫，逮住老鼠都是好猫”的意味。

孙膑虽为一介武夫，却能文能武。他在带兵打仗之余，还枯坐孤灯之下，挥毫写出了著名的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的问世，与谋士盛行的环境密不可分。诸多的谋士，只是通过言词，把自己的一己之见传递给了君主，而孙膑，比起他们，显然要技高一筹。他不但把自己的主张奏于圣上，而且还把自己的用兵之道，予以了归纳和整理，并写在了纸上，刻在了石上，期待这些兵法能成为在往后的战场上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。然而，“孙子兵法”，说穿了，就是“孙子骗法”，因为它满篇谈论的，都是用兵的计策计谋。这些计策计谋，重点不在于“策”，而在于“计”和“谋”，即所谓的阴谋诡计。诡计多端，诡计多变，大多带有迷惑对手的色彩，充满了欺诈的意图。尽管孙子为自己开脱说“兵不厌诈”，然而，即使是在用兵上，如果“诈”被滥用，屡施骗术，还是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中居心叵测的奸污小人。依靠骗术取胜，不论怎样自我粉饰，都显得不那么君子，不那么光彩。

楚国在南，秦国在北，一个盘踞于汉江中下游，一个雄霸于渭河流域和汉江上游。对于楚国来说，没有哪个国家，比秦国更具威胁了。为防范秦国的侵犯，楚国不得以敌为师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借秦国构筑长城的办法来抗拒秦国。于是，在秦楚的边界线上，就耸立起了一道无比悠长的高墙。

高墙终究未能挽救楚国的命运。当然，灭掉楚国，灭掉六国的秦国，也未能逃脱被后继者灭掉的厄运。华夏的历史，其实就是一个消灭与被消灭的循环史。

3

秦朝灭亡了，秦长城还在；楚国灭亡了，楚长城还在。

长城，是承载中华皇权最为形象的符号，是解读皇权秘籍最佳的参照物。表象上的雄霸、壮观、不可一世，却遮掩不了内心的纠结、颤栗与虚空。

二零一四年八月中旬，我来到了秦国的东南边界，见到了这座楚长城的残迹。

这个地名叫关垭子。顾名思义，关垭子就是一个关口，它是秦国通往楚国，或楚国通往秦国的通道。秦楚之间，千山耸立，百峰峥嵘，在重峦叠嶂间，山峰错列而形成的峡口，少之又少。楚国与秦国的恩怨，早已化为了史料中一个小小的片段，一段像神话那般虚无飘渺的描述，但作为两个国家交往或纷争见证者的关垭子，却始终存在于那里。关垭子的寿命，比秦国长，比楚国长，比汉朝长，比唐朝长，比宋元明清都要长。关垭子上飘拂的大王旗，颜色在变，图案在变，但关垭子却始终未变。

而今，关垭子的这边是陕西省的平利县，那边是湖北省的竹溪县。那条两千年前楚国劳工修建的楚长城，在关垭子之处清晰可见。关垭子处于两座山脉的夹缝之处，比起周边的地势，它低洼了许多。两座庞大的山脉，各自挺着一个大肚子，相互对峙着，似乎要进行一场相扑比赛。就在它们的身体即将碰撞之时，裁判却猛然喊了一声停，惯于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的它们，各自收缩了身体，在半山之中，留出了一道窄窄的缝隙。两座大山的礼让，使山与山终究没有合拢，也总算没有将路径堵死，从而在秦楚之间，造就出了一道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逼窄关口。

关口处，高高耸立着一座城楼。打眼一瞧，城楼就是典型的军事设施，它的主要用途，不外乎两项内容：一是瞭望哨所，一是用于驻扎守护边界的将士。城楼不是山巅，但它是峡谷地带的高地，一旦有敌方人员蠢蠢欲动，坚守于城垛之上的哨兵，或敲锣，或吹牛角，向匍匐于山林深处的将士发出警讯。攻击的一方要越过边界，必须占领城楼。于是可以想见，城楼里外，时不时就狼烟四起。两方的兵士手持利刃和剑戟，拼杀得天昏地暗。许多许多年轻的脑袋，像西瓜一般在坡路上滚落；许多许多稚嫩的皮肤，纵横着一道道长长短短的刀伤。鲜血染红了山石，尸体填平了沟壑。

战争给许多幸存者带来了实惠，他们被封官加爵，踩着人头铺就的台阶爬上高位。与此同时，战争也及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库。有一个成语，叫“朝秦暮楚”，讲的正是关垭子一带民众的遭遇。可以想象，当旌旗摇曳，鼓角齐鸣，刀戟的碰撞声和惨痛的嚎叫声混响成一片时，居住在关垭子一带的民众，会有多么地惊慌。持久的拉锯战，早把他们变成了惊弓之鸟。自己的家园，早上被秦军占领，成了秦国的领土；下午又被楚国夺去，成了楚国的一部分；今天他们的秦国的臣民，一觉醒来，明天就又转换成了楚国的臣民。在秦楚两位主角的交替轮回中，战战兢兢的民众，谁也得罪不起，他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明哲保身。怎样才能保住性命，不至于使自己沦为刺刀之下的祭品呢？聪明的民众摸索出了一套逃避牺牲的办法，那就是预备两副面孔，预备两套服装，预备两面旗子。秦军打来了，他们就冲着秦军媚笑，并在屋顶插上秦军的旗子，穿上秦人的衣服；楚军打来了，他们又冲着楚军点头哈腰，插上楚军的旗子，穿上楚人的衣服。

占领军每夺取一个地方，很在意民众是否愿意归顺自己。归顺者可以饶其一命，不归顺者立刻遭到斩首。不能责怪老百姓是变色龙，他们见风使舵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，仅仅是为了苟且偷生。

战争是杀人的游戏。谁杀得多，谁就战功卓著，谁的胸前就佩戴镀金的勋章。从政权的角度，给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人以赏赐，以礼赞，似乎理所当然。但从人性的角度，却显得天不经地不义。人受之于上帝的造化，并不是为杀人或被杀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每一个人，都是血肉之躯，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。随意剥夺一个无辜者的性命，无论如何，都显得不仁不义，既逆背了天意，也违反了人伦。

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常常会看到“屠五万”之类一笔带过的简约式叙述。这样的句子，无比冰冷，却使我大为震撼。我惊讶的，除了生命大批量的肝脑涂地，更有作者面对生命凋敝时的漠然态度。作者的语调是冷漠的，是无所谓的。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瞬间死亡，在施耐庵的心里无足轻重，及至于他都不肯浪费两滴墨汁，多写几笔。施耐庵不是一个讲究异化和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家，他不是以嬉皮笑脸的方式来写悲剧的。他热衷于渲染格斗的热闹，渲染杀人狂的“英雄气概”，却对生命表现出了彻骨的冰冷。这种冰冷，除了受之于时代的局限，也与他的价值取向和做人境界休戚相关。当皇帝无比伟大时，草民必然是渺小的；当圣上的龙体无比金贵时，草民必然是贱若草芥的；当草民跪地山呼万岁时，“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必然大行其道。

相比之下，唐时的医学家孙思邈，不论是在认知上，还是在做人的情怀上，都要比施耐庵高出许多。孙思邈不但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，而且在那样一个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等级社会里，很是另类，显现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觉悟和意识。这样的平地意识，即使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，依然能让我们为之感动和仰望。

战争是人性之恶的大释放。比起战争的狰狞，和平的面孔是那样的慈祥与妩媚。

4

分裂的六国好，还是秦国的大一统好？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，并会由此得出截然相左的结论。

六十年前，曾深陷纷争的中国，战争的硝烟终于尘埃落定。士兵回归了兵营，枪炮回归了器械库，人们再也不会深更半夜从睡梦中惊醒，搀老扶幼地逃难了。然而，关乎肉体的战争刚刚收锣息鼓，一场针对思想的战争却如燎原的烈火熊熊燃起。思想的战争不比真实的战争仁慈，它的火药味异常浓重。民众在思想的战争中，像战国时期关垭子两旁的居民那样胆战心惊，对自己究竟该如何站队揣摩不透。像墙头的荒草一样，西风刮来了，他们往东扭摆；东风刮来了，他们朝西摇曳。反应迟钝的人，若不及时调转头颅，就有可能被扣上千奇百怪的帽子，成为这场战役的殉葬物。同样的口号，同样的旗帜，朝是夕非，今对明错，其情状，堪比楚军与秦军的轮番占据。拥护，再拥护；打倒，再打倒。人人都要表态，人人都要过关。表态的目的在于自保，但亦面临着潜在的风险——今天无比正确的表态，明天就有可能变成自己犯罪的把柄。

秦楚争霸时期的谋士，四处游说，他们虽然阐述的角度各有侧重，所举的例证“百花齐放”，但总体观点却大体趋向一致，那就是要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，要施行仁政而摈弃暴政。施行仁政的出发点，并非真心为老百姓好，只是为了笼络人心，收买人心，以期延长朝廷存活的寿命。先贤孟子更是孜孜不倦，苦口婆心，反复劝诫统治者要“爱民如子”，把子民置于社稷与圣君之前。

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差不多每一个王朝在夺去政权时，都威猛如虎，但政权一经建立，马上就像川戏中的变脸那样，更换了一张新面孔。恶煞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面容。这样的面容，似乎有几分伪善，但伪装的善，至少还意识到善的重要，总比赤裸裸的恶要好一些。

旧人已去，新人登基。旧人哭，新人笑，这是长演不衰的历史剧情。那些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演员，不见得人人都是智者。然而，即使是那些昏头昏脑的昏君，在脚跟刚刚站稳之际，都会听从谋士的劝告，在政权初期，实行养民生息的仁政，实行天下和解的策略，轻赋减税，大赦天下，极力避免苛政，避免暴政，避免镇压，避免穷追不舍，避免没收私有财产，以笼络天下失散的人心，以弥合因过度使用武力而给族群和个人带来的撕裂。

然而，当列车不在轨道上行驶，巨大的不幸，必然降临于乘客的身上。

六十年里，有一半的光阴就这样被消耗殆尽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皆满目疮痍。大地贫瘠得连荒草都不生长了，无数的生命，像羸弱不堪的稻草，默默地枯干，默默地死去。战争年代大面积的死亡令人惊骇，和平时期的蜂拥而死更令人绝望。

好在这样的惨剧终于闭幕了。一个脱轨的国家，总算校正了自己前行的指向。社会总算往前迈动脚步了，哪怕步履很小，步态蹒跚，甚至于一步三回头，迈三步而退两步，但总的趋势，是前进而不是倒退。前进的标志之一，就是民众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可以从容地谈论国事，可以毫无惧色地议论国家领导人。

一个把人当人的国家，才是好国家；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，才是好社会；一个把某个人塑造成神而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于草芥的时代，绝不是文明的时代。从生理的意义上，人与人或有不同；但从社会的意义上，每个人，不论老幼，不论男女，不论身体差异，不论财富多寡，不论职业高低，其人格都是平等的，都应享有尊严和尊重。

站立在关垭子拱式城门里，不再担心楚兵的追击，也不用提防秦兵的突袭。城门豁然洞开，人可以坐在城门洞里打盹，也可以从城门洞里自由溜达。门洞没有闭合的门扇，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，唯有一股股带有青草味的清风，从门洞的这边或那边，穿堂而过，忽悠而来，忽悠而去。城楼两边的民居，相距不过二三百米，据说，他们非常熟悉，见了面，操持着相近的口音，彼此打着招呼，拉着家常，且相互嫁娶。两千年前，他们的祖先也许就在关垭子一带殊死拼杀过，但今天，他们却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血脉已模糊得难以缕析。谁也不敢拍着胸腔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秦人，谁不也敢信誓旦旦地以楚人自居。城楼失火，殃及鱼池，每一场战乱所滋生的副产品，就是那些望不见首尾的逃难队伍。那些慌慌张张的迁徙者，并不清楚自己的落脚点在哪里，只是想着赶快逃离战火，远离是非之地，以求得自己和家人生命不至于被剥夺。至于叶落何处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于是乎，现在的北方人中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，其故乡在长江以南；现在的南方人中，其祖籍大都为黄河流域。北方人与南方人从体格与性格上体现出的差异性，不在于生命的基因，而在于水土的悬殊，正所谓“桔生淮南则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。关垭子两旁的湖北人和陕西人，其来往的频繁与密切，足以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，但纵然这样，由于行政管辖权的不同，他们精神的指向却呈现着南辕北辙的景象：一方倒向湖北，另一方偏向陕西。对于这里的湖北人来说，遥远的武汉，才是他们趋之若鹜的中心；而这里一辈辈的陕西人，大概不断吟咏着辛弃疾曾经的感叹：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”

长安既远在天边，又近在眼前。

周秦汉唐的都城长安隐身于绵延不绝的山后。山是那样地高耸，是那样的无边无际。山的后面是山，山的前面是山，山的右面是山，山的左面还是山。山外的那个长安城够不着了，可山内的这个长安镇却就在脚下，就在坡下。从关垭子去长安镇，步行不过两千余步，耗时最多一千六百秒。

5

楚长城修建了三百余年。

这样的时间跨度，恐怕要超过愚公家族的“挖山不止”。愚公说，他挖山，他儿子挖山，孙子也挖山，世世代代地挖下去，王屋山和太行山总有挖通的那一天。

如果修建楚长城是一个家族必须承担的义务，那么，这个家族的数十代人，必然陷入修建长城的苦役中无法自拔。爷爷的一辈子，儿子的一辈子，孙子的一辈子，重孙的一辈子。。。。。。都是在修建长城中度过的，这样的人生，何其繁重，何其乏味！当一个人尚未出世，其命运的刑期已被宣判，活着如同服刑，又何其可悲可叹！一道长长的墙，仿佛一根粗粗的铁链，捆住了数以百万计人的手脚，把他们沦为伺候自己的奴隶。可以想见，在生产力极其原始的状态下，每一块石头从山体中取出，经过切割与打磨，又搬又抬地挪至这里，得磨破多少只手掌，压肿多少个肩膀？而一道长达三千里的厚墙，需要垒砌多少块山石，才能逶迤于山巅，耸立于荒野？在人与石头的较量中，人是多么地不堪一击。在修建长城中，究竟有多少人被砸伤塌伤，有多少人命丧工地，谁也无法说清。那些伤者亡者，因身份卑微，史官不会斜瞥他们一眼，于是他们便像被狂风吹起的沙尘，消失在了岁月的黑洞里。

楚长城东起河南泌阳，西抵重庆奉节，跨越千山万水，途径豫、陕、渝等地，“宜石则垒，宜土则筑，宜水则堤，要塞必城堡”。《左传》描写楚国是“汉水以为池，方城以为城”，其中的方城，指的就是楚长城。按照《左传》的解释，汉水拘泥于楚国之内，它仿佛楚国境内的一座水池，而楚国又拘囿于长城之内，长城不过是楚国的院墙，让楚国从心理上获得了些许的安全感。然而，如同锁子只能锁住君子却难以锁住小人那样，长城的修建，只是增加了秦国攻击楚国的难度，并不会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。后来的事实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。

走近关垭子，一座城楼横在关口。城楼两侧，沿着渐渐升高的山脊，长城蜿蜒而上。据说，气贯长虹的楚长城，在绝大部分地段，已踪迹全无，惟有在这里，它还留下了自己的蛛丝马迹，留下了能证实自己真实存在的一抹孤影。

山坡披头散发。一棵棵的落叶松，身杆挺拔笔直，它们是山坡的王者。树梢之上，云雾飘忽缭绕。树下是野生的灌木林，蓬蓬勃勃，枝枝蔓蔓，如绿色的游蛇，笼罩着落叶松的脚趾，缠绕着落叶松的小腿。竹叶草开着蓝盈盈的小花，野棉花绽放着黄灿灿的花瓣，野生的枣树上，圆鼓鼓的小枣在风中抖颤，或红或绿。有一种俗名霍麻的植物，据说它体内含毒，人得离它远远的，不可靠近。人一经触碰它，皮肤就会红肿，且疼痛难忍。

羞羞怯怯的植物，为什么会体内藏毒？我猜想，其原因与楚国修建长城相类似，无非为了自保。在楚国眼里，秦国怀有狼子野心；在霍麻的眼里，人也心怀歹意。柔弱的霍麻，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牛羊嘴里的美食，为了不使自己被利刃割掉脑袋从而化为炉灶里的一缕烟火，只好在枝叶上释放出毒液，以拒绝人的靠近，以保全自身的性命。弱小者抵御不了强大者的侵袭，只能采取旁门左道的方式来捍卫自己。蝎子携着带毒的刺，蛇携着带毒的牙，其动机大概与霍麻无异。

泼妇是人群中有毒的蝎子，很令人生厌。但若冷静仔细地打量她们，就会发现她们其实的社会里的弱势人群。泼妇滋生于社会底层，繁衍于社会底层，她们因屡屡受辱，便或轻或重地患上了迫害妄想症，总以为别人都想谋害她，于是化消极为积极，以蛮不讲理的彪悍，以拔剑弩张的强势，以死搅蛮缠的无赖姿态，来抵御外在的伤害。权力的拥有者可以用权力保护自己，金钱的持有者可以用金钱化解靠近自己的危险，无权无钱的泼妇无所依偎，只能用唾沫和牙齿来自卫。

楚长城的砖石已经掉落，内瓤赤裸裸地暴晒在阳光下，咋一看，它很像一道土坎。摸一摸墙体，发觉它坚实无比，其硬度俨然超过了凝固的混凝土。水泥是西方人的发明，石灰石是中国人的创造，但战国时期，石灰石是否已用于建筑，因未查阅资料，我暂且不知。我所知道的是，眼前的楚长城，似乎与石灰石毫不搭界。石灰石用于墙体，会留下一道道的白印，但楚长城的墙体上，却一抹土黄色，别无其他颜色。建造某项工程，今人有今人的办法，古人也有古人的妙招。当某一项建筑材料尚未诞生之时，一定有它的替代物。层叠的鹳雀楼，绮丽的阿房宫，挺拔的大雁塔，以及林林总总的长城和城墙等，均出自于古人之手，但在当时，中国人连水泥二字，尚闻所未闻。

楚长城无比结实，粘连其墙体的是糯米。把糯米捣碎，用水浸泡，来来回回地搅匀，致使糯米成粘稠的糊状物。将糊状物拌进细碎的沙石中，风干之后，沙石便会板结得牢不可破。无数颗小小的糯米，就这样由食品，被偷梁换柱成了建筑材料，从而支撑起了这么一道横亘千里的长城。

站在楚长城之巅，极目而望，远处是隆起的群山，近处是排排房舍。尽管只有一个关口之隔，但关里关外，房舍的风格却大为相异。湖北境内的房屋，多是灰墙红瓦，而陕西境内的建筑，却是一袭徽派样式。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屋檐，辅之以灰色的琉璃瓦，在汹涌的绿涛之中，它们与黛色的山脉，潺潺的溪流，共同组合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。

平利自古就是秦国的边界。从行政划分上，平利属于北方，但从地理构成上，它却属于南方。从山川到气候，从建筑到饮食，从习俗到语言，平利都与北方不搭界。北方的粗犷，北方的辽阔，北方的平铺直叙，都与平利形成了显著的落差。平利是柔媚的，是婉约的，是细腻的，它更像是一位眉目含羞的闺秀，而不是高喉咙大嗓门的农家大姐。

6

距离平利县城最近的镇，叫长安镇。

关垭子耸立于长安镇的边缘，长安镇坐落于关垭子的身旁。站在关垭子的城墙上，长安镇的风貌一览无余。

世间叫长安的地方很多，惟汉唐的都城最有名。

此长安，非彼长安；小长安，非大长安。比起汉唐都城的臃肿和虚荣来，这座偏居一隅的小镇，显得格外素雅和寂寞。我之所以对长安镇情有独钟，恰恰在于它的素面朝天，它的孤寂冷清。热闹有热闹的局限，冷清有冷清的优长。当商业的叫卖声喧嚣声无处不在时，当挖掘机无所顾忌地啃食大地的一片片肌肤时，当铺天盖地的脂粉气息让面孔和山河同时失真时，一种被冷落的孤独，一种被遗忘的冷清，一种原封不动的真实，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，才是我心之所往，梦之所羡。对于失控的车辆，刹闸就是正价值；对于满锅沸腾的开水，一瓢冷水就是正价值；对于胡作非为，反对就是正价值；对于近乎癫狂遍地开花式的开发，保护就是正价值。。。。。。人不能发烧，社会亦不能发烧。人发烧了会生病，社会发烧了也会神经错乱。人发烧时，有退烧药可以医治，但社会发烧了，有什么办法来疗救呢？

神州大地，开发的魔爪宛若脱缰的野马，横冲直撞，致使大好山河一片溃烂。在这样的态势之下，保护的意义，远远高于开发。开发是急功近利，花光吃净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；而保护无疑是承继过去，着眼未来，为子孙留一碗饭，为明天留一条路，其功德无可限量。

关垭子是秦楚两国争夺的要塞，而长安镇，当时为秦国的最前线。在秦楚两国的拉锯战中，长安镇就是古战场。秦国打过去，楚国打过来。秦国的铁蹄踩路边的花朵，楚国的剑戟刺穿山间的树木。长安镇的百姓东躲西藏，隐没于山林，而通往山林的小径，尸骨累累，血迹斑斑。

至此，我幡然醒悟，不但咂摸出了长安之名的来历，也接收到了隐匿于这个名字之内的弦外之音。长安，是呼唤，是吁求，是止疼的药丸，是裹伤的纱布。贫贱之人，最容易给自己的孩子起“富贵”之类的名字。“富贵”不是现实，而是理想。长安因为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因此才格外渴望和平，渴望安宁，渴望蔚蓝的天空里一只只鸽子翩然飞翔，而不是一群群秃鹫凌厉厮杀。

帝王一旦登基，昔日为争夺王位而致全民于血海的战乱祸首，转而期盼起平安来。祈求天下太平，好让自己的皇位坚如磐石，千年万年不动摇，因此，他们便给都城起名长安；草民也期盼平安，以便过好自家的小日子，从而口中有食，身上有衣，罐中有酱醋，炕上有被褥，伸展懒腰不怕有人敲门，孩子出门玩耍不惧刀戟威胁。当帝王的期盼和民众的呼吁不谋而合时，平安的理想就有可能孵化为现实存在。

而今的长安镇终于平安了。得以安宁的长安镇，犹如雨过天晴的旷野，弥漫着恬淡、祥和、幽静的气息。两条小河，翻卷着浪花，恣肆地流淌，并在前方不远处汇聚。一座石桥，又一座石桥，宛若张开翅膀的大鹏，飞卧于河流之上。一畦畦的田畴，一个个的茶园，或绿或黄，宛若织造的方格锦缎。一座座三层两层的徽式民居，在河流两岸，在道路两旁，或列队，或散漫，站立着，静默着。一条宽阔的街道，店铺林立，但行人稀少。没有狂躁狂暴的音乐声，没有歇斯底里的吆喝声，没有浓妆艳抹的小姐搔首弄姿，没有牵着小狗的阔少耀武扬威。汽车修理铺前，两名修理工围绕着一辆故障车弯腰忙碌着；饭摊的遮阳伞下，一位中年妇女因等无顾客光顾而百无聊赖地打着呵欠。

长安镇身处秦巴山地的腹部，坐落于一条川道里。它的四周，群山远远近近，错错落落，起起伏伏。那些奇崛的异峰，如昂首的牛，如顽皮的猴，如老者额头相抵，如少者舌探唇外。但总体而言，大部分山势比较平缓，很适宜于茶叶的生长。平利的茶叶，在明清时期，就颇受宫廷青睐，从而被钦定为贡茶。王侯将相，达官贵人，常常以能饮一杯平利茶而沾沾自喜。那时候，平利茶因量少而质优，是茶中的新宠，几乎被官家垄断，很难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陕南的好茶在平利，平利的茶乡在长安。今天的长安镇，气候温润，满目苍绿，到处是茶园。坡地平地，山上山下，都能看见茶树的踪影，都能闻吸到茶叶的醇香。山顶上，轻慢的白雾飘忽而来，缭绕而去，绿蓬蓬的茶树仿佛绿色的云朵，随雾摇晃。山坡上，一畦畦一垄垄的茶园，像一条条绿色的飘带，顺着山体一圈圈一层层地缠绕。一簇红花，一团黄花，一束紫花，把茶园装扮得格外妩媚。

 “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”，长安镇的茶叶香飘千里，至少证明这一个事实：硝烟消隐，和平降临，关垭子的功能也随之改变。人造的天堑早已破除，靠墙阻隔已显得是那么地不合时宜。墙挡不住任何东西，只能挡住自己，囚禁自己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2014年8月26日草拟于耀州关庄